前文讲了西方国家在签证问题上的不合理规定，气坏了于建嵘教授，接下来我们讲讲别的。

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在洛杉矶机场转机。在候机厅一看，觉得不对，在那些坐在一起聊天的人群中，怎么白人都是和白人在一起，黑人和黑人在一起，连一个白人和黑人混在一起的都看不见呢？我是学英文专业的，记得当时国内由北外几个权威教授编写的一本书“美国社会与文化”，上面对美国的描述用的最典型的一个比喻不是“熔炉”（melting pot）吗？种族分得这么开，各自为阵，何来熔炉呢？虽然踏入美国校园后就立刻认识到所谓的“熔炉”是多么夸张和虚幻，但刚到美国的第一天，还是觉得非常震惊的，毕竟与自己在国内读到的书上描写的非常不同。

我在读硕士期间，导师是一个黑人女教授，是美国传播学界最知名的十位黑人女权主义学者之一。她曾告诉我一些她所经历的事情。她说，出去开会时，有的白人教授为了讨好她，说“我觉得你和我们一样，我并不觉得你是黑人。”虽然这些白人教授的意图是善意的讨好，但说明这些人还是对黑人有根深蒂固的歧视。美国的人文社科主流学者都是自由左翼为主，连这些学者都对黑人有根深蒂固的歧视，那社会上普通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就更不用说了。

再比如美国的教育体制，从小学到高中学校就分公立、私立。公立学校属于义务教育免学费，但质量普遍较差。私立学校收费昂贵（学杂费每年从1万美元左右到5万美元左右不等），质量较好。而美国家庭户均税前收入中位数是5万美元（即一半家庭税前收入低于5万美元，一半家庭税前收入高于5万美元），而联邦税、州税、县市税、社会保障税、工会费、养老保险费、医疗保险费等就要交调三分之一的收入，税后只有3万5千美元，供房或租房每年平均1万5至2万美元以及一家四、五口人的生活开销，都靠这笔钱。

最近有个统计数字，美国50%的家庭存款都不到2千美元（我本人的税前收入是6万4千美元，高于美国70%的家庭的收入，但我手上也基本没有任何存款）。这也是为什么金融危机后，数百万家庭立刻失去自己的房子，因为一旦失业，就马上无钱供房了，房子很快就会被银行收回。所以，至少50%的家庭，要想让孩子上私立学校是比较困难的，没这个钱。

从小开始，孩子们就因为他们父母的收入，而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有钱人子女上私立学校，穷人子女上公立学校。由于公立学校从小学到高中普遍差，这些学生成绩以及各方面的情况也就不好，也很难考到好大学。相反，在我们中国以社会主义为基本性质的教育体系下，学生不管家庭收入，都在一个学校，靠成绩考取好中学好大学。仅从这点来讲，作为农村出来的子女，我是非常感谢社会主义的教育体制的，社会主义在确保公平方面的优越性，是我在美国生活10年后的深刻体会。当然，最近10来年中国教育体制的所谓改革，已经开始让教育资源渐趋不公平，特别是在大城市，有权有钱人的子女比普通人的子女有更多机会上好的小学、中学，这种现象令人感到惋惜。

说起大学教育，大家也都会谈到美国的教授治校。其实，在很多方面并不是我们所理想的那样，美国大学里的等级非常森严。比如我所在的学院和我所在的系，基本一半的教授是以教学为主不做学术研究、非终身制轨道的，他们处在最低层，合同都是3年一签，金融危机后还改为一年一签，哪天经济很不景气的时候，随时可以赶人。正因为如此，他们对系里或学院的领导、资深教授是从来不敢批评的，因为人事权最终掌握在这些人手里。3年前我曾对系里的硕士项目有些不好的方面提出5－6条改进意见，当时几个教授都显得很吃惊，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了没有人提出批评意见，而我一个博士刚毕业不久、新来的教授，就提出了那么多意见。那些非终身制轨道的教授，虽然每一个人都比我工作的事件更长，但由于他们是非终身制轨道，是从来都只是说好，不会提批评意见的，否则会得罪系里的领导。

再比如，虽然非终身制轨道教授（non-tenure-track professor）的授课量是我们终身制轨道教授（tenure-track professor）或已经拿到终身教职教授（tenured professor）的2倍（他们每周上4门课，我们每周只需上2门课），但他们的薪水要大大低于终身制轨道的。而且，一旦招聘进来的时候是以非终身制轨道岗位进来的，虽然大家都是有博士学位的人，但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转为终身制的可能，也很难被评为副教授，评正教授更是100%想都不用想。很多人教了一辈子，退休的时候都还是助理教授。即使是终身制轨道的教授，6年之后考评拿不到终身教职的，就必须走人，全美国250所研究型大学里，这个考评不过而导致走人的比率高达60%－70%，所以也是很残酷的。在这样的教育体制环境下，至少一半以上的教授根本没有说话权，不仅受院系领导的管束，也受资深教授的压制，所谓的“教授治校”也就成了空话，不过是那些院系领导和资深教授治校罢了。

反过来看中国，因为大学教师的岗位都相当于终身制铁饭碗，所以教授们批评院系领导或者某个资深教授倒更常见，至少领导们没有权力敢开除老师们，这其实是传统社会主义教育体制赋予教师们的工作岗位有保障的好处。那些把社会主义贬得一无是处的人，应该来美国的大学当教授看看。中国的国企改革了搞了几千万工人下岗，但是高校一直没有改革，如果真要改革成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高校，这些教师包括很多自以为西化派的教师们，恐怕也不愿意了，因为既然是市场嘛，就要搞教师淘汰，一旦象美国的大学这么做，他们很多人就要丢饭碗！

通过媒体，我们总能看到一些教授发表诸如主张搞所谓住房彻底市场化反对公租房的言论，虽然他们主张市场改革让各企业单位取消了集资建房、反对给穷人建公租房廉租房，但这些教授们自己的住房，都是靠社会主义的好处基本免费或廉价获得的（美国的大学可没有对任何教授搞住房补贴或者分房子的事情，教授们都是供房供到自己退休）。可见，我们很多西化派知识精英，虽然他们主张搞彻底市场化或资本主义，其实是主张对别人搞资本主义，对自己还是想搞社会主义。

如此种种，见多了，所以对中美两国也都有了些深的认识。我来美国之前，和很多大学生一样，是典型的受右派教授们影响下的小右，不过来了美国后，一是受众多批判资本主义的教授们的影响（美国人文领域的教授们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占主流），二是自己10来年在美国的观察与比较，才发现，我原先心目中理想的美国，并不在这个地球上。通过自己亲身体验到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比较，我才发现，原来社会主义还有那么多美好的方面（比如上文谈到的中小学教育体制公平、大学教师的铁饭碗）。

因为我不满美国这些不好的方面，曾有人问过我一个低智商的问题：“既然美国不好，咋不回国呢？”暂且不说我确实对美国没有什么留恋，也在打算回国（虽然我已经以大学教授的身份持有美国绿卡），我是否也可以这样低智商的反问这种人一句：“既然中国不好，咋不离开中国呢？”

很希望国内的西化派学者们，能好好来美国扎根生活几年、亲身体验几年，而不仅仅是走马观花地考察一下开个会。这样才能有所比较，认真思考，这对他们自己视野的升华，对中国而言，都将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