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铁军】

一、将三农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今年一号文件开宗明义强调了做好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意义，开篇指出：“农业农村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党和国家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发挥了‘压舱石’作用”。这就凸显出三农工作是面对全球化挑战所必须的“练好内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建在2月22日新闻发布会中提到，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世界经济下行影响，一度有3000多万农民工留乡或二次返乡，但社会大局保持稳定，其中很大原因就是农村发挥了重要的蓄水池和稳定器作用。在未来不确定的全球化挑战和叠加风险中，三农对国家整体安全的意义更加显化。

在国家综合安全中，首先要强调的是粮食总量安全，除了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更要强化农民和市民相结合的粮食安全责任，要在贯彻“省长米袋子”的责任到位进程中，构建起“在地化”的能够分担粮食生产风险和合理收益的城乡互助体系。

其次，要保护种子安全，近些年种子的商业化体系几乎摧毁了农民的自留土种，大多数农民不再有留种、藏种、保护种子资源的意识和行动。

其三是耕地安全，由于城市周边的大部分耕地被近年来房地产过度膨胀带动的“增减挂钩”政策搞成了“基本农田上山”，加之部分地区推行合村并居，导致农民远离土地，粮食耕种条件恶化，机械和劳动力上山种粮的成本奇高；越是形式主义地靠各级开会发文件来保护基本农田，撂荒地就越多。

实际上，农户只能兼顾在房屋周边的土地耕种口粮。越来越多的农民完成了从生产者向消费者的身份转变——种粮的变成吃粮的，养猪的变成吃猪的。农村群众生活方式完全市场化，平时主要从商店购入食品，是近年来农产品进口激增的内因。

农村春节集市 资料图来自中新网

二、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正确政治方向

目前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期。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根本上还是在于党中央能在新举国体制的指导下压实五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的责任，才能切实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消除贫困。鉴于乡村振兴的复杂性和持久性远胜于脱贫攻坚，因此此次中央一号文件高度认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驰而不息、重农强农的战略决策完全正确，这就为各部门从宏观大局出发、把以往过多强调城市化的工作重心再度转向三农提出了着眼点，上下统一思想认识。

为什么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因为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资本高度同构，标准化、可集成和大规模传输不是传统发展中国家能够应对的，产业资本对不同文化有强势摧毁性，派生的文化教育体现产业资本要求，是机械化的、单一大规模量产的产业方式。工业化时代产生的欧洲福利社会主义、苏联国家社会主义、东亚社会资本主义，虽表述不同，但都强调大生产，内涵仍是人类在资本主义时期工业化阶段派生的意识形态。

虽然中国产业资本总量和金融资本总量世界第一，但在发展方向上乡村振兴与生态文明战略直接结合。同时，国家对金融资本强化约束、严禁异化，2019年提出“金融供给侧改革”则明确要求必须服务实体；我们认为，只有把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农业供给侧改革整合起来，才能服务于现阶段的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等生态经济，而不是靠单一部门推进的提高农业产出和产量。

因此，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振兴，就要服务于国家重大转型和整体安全。据此，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之下的乡村振兴，就不能简单化地按照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要求来制定中国农业现代化标准，而是既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特征，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又要纳入国家生态文明战略转型，推出“两山”理念下体现“空间正义”的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实现形式。

三、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

把压舱石、举国体制和政治方向这三个原则作为指导思想，就会理解我们讨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农业与农村发展。

首先应该明白，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也没有统一模式。农业自身内在具有自然过程与经济过程高度结合的特征，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逐步演化为三个异质性很强的不同类型：

第一种是以美加澳为代表的“盎格鲁-美利坚模式”的大农场农业，因彻底殖民化形成资源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和资本化，对应的则是公司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

第二种是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的中小农场农业，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而致使资源愈益有限，只能实现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60%的农场由兼业化中产阶级市民经营，形成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

第三种则是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模式”的农户经济，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全程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相对稳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最值得借鉴的是中产阶级市民为主体的“莱茵模式”与综合性合作社为主体的“东亚模式”。这次中央一号文件推进“城乡融合”，加强县域统筹，再次强调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由此，应该通过“深化三变改革”，大力发展以重构新型集体经济为微观经济主体的社会企业，培育组织化较高的农民经济主体。这样，才能逐渐弱化以往较多采纳主要源于“殖民地大农场”经验的美国模式的制度成本。

四、构建新格局要以“新理念”来深化改革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继续完善农村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充分激发农村发展内生动力。包括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实施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等。

近年来，随着三权分置等政策的实施，农村产权改革不断推进，不少农民通过土地、宅基地等经营权流转获得了稳定的财产性收入，但由于很多三四线以下的县域出现房地产严重过剩，建成面积甚至超过全县人口正常需求的两倍，进而恶化了县级财政负债和金融质量，致使改革也逐渐显现出深水区的困局，因此迫切需要“两山”思想为主的新理念指导下的新格局。

我们认为，过去在生态文明战略之前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往往针对的是产业资本扩张阶段从农村吸纳的平面化要素，如土地、房屋、劳动力等。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和改革的深入，今天的农村产权改革已经有了新阶段的新理念，也有了适应新格局的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