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中国第一位社会企业家

【文/ 温铁军】

2018年9月，一位金融人士关于“私营经济离场”的文章在舆论场上掀起波澜。中国企业家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说了个“离场论”，就真的“离场”。但是，所谓“离场论”的背景又极其复杂，它的主要问题绝非社会舆论所炒作的国有企业压制了民营企业，而是民营企业发展中普遍遭遇的资本瓶颈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当代史70年，最初是在“重资本”的工业化过程中，构建了有利于资本不断增密的制度环境。可是，现在银行却形成了大量新增流动性但资金却贷不出去的情况；近年来县市级银行也出现贷存比例的下降。

出现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因为尽管中国有小型民营银行，但是由于国有银行资本金的80%是国家的，从社会存款人的风险厌恶角度看，他们更愿意把钱存到国有大银行，相对来说保险系数高。但是，国有银行虽然集中了最大量的流动性，资金却很难用于私人资本为主的中小企业。这其中机制性的问题在于：越是大银行，越难以对高度分散的中小企业做信贷业务——因为不经济。所以中国自房地产调控趋于严格以来，就出现M1增长速度高于M2的现象。这些客观情况意味着中国私人经济贷款难以在金融体制的结构上获得支持。

面对这些问题，根本出路还在于民营企业要跟进国家生态文明转型的宏观目标，在国家大规模投资基础建设的基础上，中小民企可以以低成本创新融入新的生产体系中。在这样的转型过程中，中小民企也应参考社会企业的做法，推动社会结构的创新。

本文将从张謇的社会企业实践出发，剖析作为民营企业家，张謇的思想和实践对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所具有的参考意义。

一、张謇：中国第一位社会企业家

张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开启了中国近代企业的全新类型——“社会企业”。张謇堪称中国第一位社会企业家。

张謇所从事的“社会企业”事业主要体现在两个地方。

首先，大生公司的发展基础，是与农户家庭经济理性的自觉结合。众所周知大生公司的经营模式是“公司+农户”，这种经营模式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纱厂与小农家织直接合作；二是把土地整理之后租给棉农作为垦殖基地。这种模式就把农业领域中的原料生产和纺织工业领域中的产业链经营方式有机结合在一起。

其次，张謇在1895年筹办、1896年正式开始经营的大生集团，在其存在的三十年中，一直致力于对南通的地方做综合建设。张謇所追求的现代化并不是要把农民改造成市民，他是要以社会企业为基础，实现南通城市与南通人民的整体现代化。

21世纪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企业界也开始转型强调“企业社会责任”，即追求社会企业，或者叫企业社会化。这意味着，企业不再只是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第一目标，而是要追求人类可持续发展，形成企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关系。现在我们如果考察各个大型跨国公司，就会发现现在基本没有哪一家大型跨国公司还像20世纪那样，或者是像我们现在照搬的经济学教科书所提出的那样，仅仅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自己的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正代之成为发展目标。

某种意义上，20世纪整个世界的发展都可以说是“粗放的数量型发展”，其所对应的理论体系就是粗放的发展主义理论。这种粗放的发展主义，在霸权国家粗放发展的主导下，导致全球危机不断发作。今天这个世界正在发生重大改变，对社会企业的强调正在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张謇在19世纪末抱着“实业救国”目标创办民营企业，一开始办的就是社会企业，一开始追求的就是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综合的可持续发展。

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资料图）

二、社会企业家张謇的起承转合

张謇的社会企业在南通的发展有一个“起承转合”的变化。

先看“起”。张謇在南通的做法之所以是综合性的，首先是因为他的理想就是“余毕生抱定村落主义”——他不想消灭农村和农民而独成一己之事。他之所以能“起”，主要是因为大生公司初期利润高达25%，最高能够超过50%。当时他面对的主要压力是官方股本在大生公司的启动资本中所占比例较高，必须足额支付利润。但大生公司的资本原始积累很快完成。他为什么可以做到？

分析张謇的经济实践，我们可以归纳出两条经济学理念：一是全产业链节约成本：他做到了全产业链在地化，节约了各环节之间的交易成本；二是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他通过把农、工、商、金融多种经济门类组合在一起，得以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其中，工农融合、城乡结合的在地化模式非常重要。

这种产业结构保证了大生公司的长期发展。农业没有独立出去，变成向工业提供剩余的受损部分；农户传统“男耕女织”的土布纺织业保留下来，张謇的纱厂则成为适合农户织布的中间平台。在大生，作为原材料的棉花是在自己的垦殖公司生产，纱线加工是在自己的工厂进行，后期的成布则是当地以户为单位的家庭纺织。大生在南通范围内完成产业链整合，这就极大节约了生产成本。此外，其他诸如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等，各种不同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张謇都在南通当地整合，在南通创造了一个在地化的全产业链。

这种产业经济模式能够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具有社会企业的制度优势。今天的社会企业，只要能够把所有经济门类装在一个体系内，几乎都立于不败之地。这种社会企业在地化发展模式，应该是张謇的企业能够经营三十年的重要内在机制之一。

再看“承”。张謇的产业是在地化的，能够就地转化企业利润，优化本地一级市场。大生公司就地转化利润的实质是本地资源的资本化，其收入完全回到本地，形成在地资源资本化模式，这是中国企业家首创的社会企业经营经验。张謇也因此实现利润就地转化带来的可持续性发展。他创办的教育、医疗、福利和公益事业，所有这些不外乎都是企业获得在地化综合性收益的表达。

社会企业的主要特点是支持并投入在地的社会文化的综合建设，而这种在地综合建设与大生公司长期发展相辅相成。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教育-实业-公益”三位一体的村落主义推动近代化社区的建设，优化投资经营环境；

其次，贫困地方原本成本极低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就地实现资本化；

第三，通过小农分散耕织与企业相对集约来扩大产业整体规模，形成“垦牧租佃+厂纱户织”；

第四，多元化形成的产业链条和本地市场网络体系有效节约交易费用，在这种情况下能做到一般均衡；

第五，实业导向的多层次教育促进人力资源就地转化为企业人力资源。

其后是“转”。当产业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意味着风险的规模化，每一分资本带来一分风险，资本的每一份积累都带来等量的风险集中，风险爆发时就要看有没有抗御、消化风险的能力。内部风险尚可通过加大内部调整力度来化解，而外部输入风险则很难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