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经济起飞，全社会创造并积累大量财富，但同时也拉大贫富差距；2021年完成全面脱贫后，中央明确抛出共同富裕议题，近期也推出不少相关政策，当然社会舆论有争议也在所难免。其实，在这次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首次提出“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这一说法，这释放了什么信号？

孟捷：关于共同富裕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人的理解是把它简单化、片面化了。包括常见的一些概念，从理论上来讲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所谓初次分配、二次分配，这些概念是出自西方经济学，初次分配由市场来管，二次分配是交给国家，这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两分法。在这个观念下，国家与初次分配似乎是无关的，这种认知是有问题的。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讲，引导规范资本，归根到底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制度前提下，处理好与剩余价值规律的关系。剩余价值规律有两面性，资本无序扩张、野蛮生长，表现出来的是逐利性的一面，即马克思所谓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占有所导致的一些问题和矛盾，这是剩余价值的“特殊性”。然而，剩余价值也有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的一面，这是发展生产力的积极的一面，是它的“一般性”。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剩余价值或利润有两个用途，一个是用于实体经济，另一个是投资于金融资产。后者就是金融化，对经济发展是有危害的。所以，引导规范资本、实现共同富裕，都涉及对利润使用的问题，不管利润是归非公企业占有还是归国有企业占有，都是如此。

现在讲引导规范资本，有必要回顾一下过去的历史。党的十六大召开时，考虑的是怎样让资本家“入党”。时代不同，面临的问题、提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当时的问题是如何为资本家“正名”。我国在经过上个世纪“三大改造”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就消亡了。等到改革开放以后，资本家又重新出现了，十六大政治报告将其称作新社会阶层，但这一阶层那时还很弱小。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将新社会阶层纳入人民范畴，这是十六大提出来的，于是有了三个代表理论。这样一来，形势就和新民主主义阶段有某种类似。毛泽东在建国前说我们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当中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现在其实也是如此。

回头来看，十六大政治报告实际上是针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处理私人资本的问题做出了回应，那时候还不需要提出引导规范资本，因为那时资本还太弱小，需要鼓励其发展。十六大报告提出“三个代表”，其中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既然是最广大人民，那当然包括新社会阶层。此外，还有一段关于新社会阶层的表述：不能光看谁拥有财富，还要看财富是怎么来的、怎么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新社会阶层、民营企业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所以，我觉得十六大报告是一个突破，它突破了传统上对《资本论》的理解。因为过去我们对剩余价值是谈虎色变，甚至有些人现在也是如此，但我们忘了剩余价值规律有两面性，关键还得看怎么利用或驾驭剩余价值规律。

马克思说过，剩余价值有两个源泉，一个是通过类似我们今天说的“996”方式获得的，还有一个是通过生产力的进步获得剩余价值。至于怎么用，前面讲到剩余价值或利润有多种用途，比如投资于实体经济与投资于金融资产是不一样的；如果投资金融资产，就需要制造泡沫，长期就会造成严重问题。再比如，用于奢侈性消费等。所以，如果制度安排合理，如果能对利润加以引导，使其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就发挥了它发展生产力的作用。

十六大以后，经过20年的发展，现在我们又谈引导规范资本，主要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了，所以总书记讲了引导规范资本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规范引导资本发展，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资料图自路透社）

从经济上来讲，引导规范资本以前也不是没有，只是现在提的比较多。这是一个阶段性变化。最早明确提到这一问题是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当时提出要对资本设置“红绿灯”。可能国内大众对这一问题有比较深的体验是蚂蚁金服风波，之后相关部门就开展反垄断。但是，很多人在争论反垄断时，忽略了一个问题。其实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要反垄断，都有引导规范资本的问题。

我们更应该关注的，不是这种一般意义的引导规范资本的问题，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制度条件下，如何引导规范资本的问题。一般意义上的引导规范资本，别的国家都做过了，照着做就行了。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跟欧美市场经济相异之处，我们对资本的引导规范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内容。我们在引导规范资本的时候，就不仅仅是规范私人资本，也包括国有资本。总书记谈到五类资本，都有规范引导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又跟当下热议的共同富裕议题密切相关。现在媒体对共同富裕的解读比较片面，初次分配谈的少，大量篇幅关注三次分配，这就不是真心在讨论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最关键的其实是初次分配。在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里面，在个人分配之前，还得有一块作为社会的公共投资基金和公共消费基金，然后才是个人分配。所以，马克思谈分配问题，涉及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那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共投资基金和公共消费基金哪里来？社会投资基金就是为未来进行资本积累。企业将大量利润用于奢侈性消费、投资于金融泡沫，就不能用于公共投资和公共消费；但如果企业家把利润的绝大部分利润都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实际上就是为社会承担了积累的职能。马克思曾提出过一个概念，资本家是社会的受托人，意思是资本家的职能就是为积累而积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如果国家能通过比较良好的制度安排，比如房住不炒，遏制金融资产泡沫，将利润或储蓄引导到生产性投资上，就是改善了初次分配，并为共同富裕奠定了条件。

我曾经去某地的一家大型纺织企业调研，他们告诉我不光做衬衣，还做金融，什么挣钱就做什么，这就是资本的本性，任其发展是会和共同富裕是背道而驰的。只有通过改革，通过恰当的制度安排，将企业的活动引导到生产性投资创新上，使其为社会承担积累的责任，成为合格的社会受托人，才能让把财富的蛋糕做大，最终有利于共同富裕。现在我们的讨论有点失焦，不在这些关键问题上做文章，反而过度围绕三次分配来谈。

观察者网：确实如此，而且这种说法也会对外界产生误解，似乎一提共同富裕就是要“劫富济贫”。

孟捷：这个风向当然不好，是马克思批判过的“粗陋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提出的是科学社会主义。问题的核心不是二次分配，虽然它也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直说要限制通过金融资产进行资本积累？法国学者、《21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就认为，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就是金融资产的增长，富人越来越多，不是纯粹的利润和工资相比造成的差距，而主要是金融资产投机带来的财富差距。能让金融真正服务于实体经济，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这是共同富裕的题中应有之意。针对金融资产的投资活动如果不能和实体经济发展相结合，就是非生产性活动，不创造社会财富。

国家经济治理不是在初次分配之外的，而是初次分配的重要内容。很多人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解很片面，过分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认为国家不应过多干涉，但如果我们要通过制度安排让利润尽可能地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不靠国家靠谁？靠市场实现不了。所以，国家必须在初次分配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现在媒体上经常讲的“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实际上是把市场和国家对立起来了，这是不对的。这一对概念原来是自由主义的概念，应批判性地看待和使用。

其实在马克思经济学里，只有两种收入属于初次分配的范畴：利润和工资。其他的分配所得，像红利、利息、租金等都是从工资和利润这些原生性收入派生的，属于二次分配。但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这些也算初次分配，因为都是在市场里面发生的，这跟马克思的说法是完全不一致的。所以，我们要警惕，在流行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概念中，把市场和国家对立起来的倾向。

观察者网：可能一般民众对这些概念的理解简单化了，比如初次分配就是按照正常市场经济运作，每个人获得收入，而二次分配就是国家对一次分配后产生的差距来进行调节，更突出弥补性的作用。

孟捷：这种二次分配也是重要的，但跟我刚才所讲的通过改革和制度安排来增加生产性投资相比，它是次要的。

观察者网：想起前些天看您的一篇文章，其中在描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时用了“嵌入”一词，就能比较形象地理解政府的角色。

孟捷：其实很多经济学者都是这么认为的，明白这些东西之后，再回头去看中国经济现象就能有更好的理解。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

观察者网：最近，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教授在《财经》年度对话2022中提到，资本能够为人民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包容资本、保护资本，而非消灭资本，您是否注意到刘教授的这一演讲，您怎么看？

孟捷：我读了刘纪鹏的这篇文章，很受启发，但也有一些个人的不同看法。

首先，刘教授的文章试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正名，意图是好的，并为此讨论了资本和剩余价值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含义。但遗憾的是，他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和资本概念仅仅理解为体现剥削的阶级性概念，进而主张在界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时废弃这些概念，这是有失妥当的。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和剩余价值等概念具有两重性，不仅有阶级性，也有社会性。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是这样说的：

“一般剩余劳动，作为超过一定的需要量的劳动，必须始终存在。只不过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象在奴隶制度等等下一样，具有对抗的形式，并且是以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完全游手好闲作为补充。为了对偶然事故提供保险，为了保证必要的、同需要的发展以及人口的增长相适应的累进的扩大再生产（从资本主义观点来说叫作积累），就需要一定量的剩余劳动。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

在此，马克思论述了在对抗性形式下，资本所实现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后者正体现了资本或剩余价值的社会性。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还采用过资本家是社会的“生产资料的受托人”的提法。

改革以来，著名经济学家如卓炯和蒋学模等人，都主张剩余价值、资本等概念具有两重性（阶级性和社会性），经过改造可以运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承认的是，资本的这种两重性是有张力的，需要通过国家经济治理加以引导规范，促使其由阶级性向社会性转化，或者从私人剩余价值向社会剩余价值转化。这意味着，要限制资本在金融资产市场投机、奢侈性消费等方面的作用，促进剩余价值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创新。国有资本由于是国家经济治理的工具，相较于非公资本，更具有社会资本和社会剩余价值的属性。

其次，刘教授认为应该将资本理解为“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创造利润的生产要素”。资本是创造利润的要素这一提法，如果不做进一步澄清，显得像是对西方经济学要素分配论的模仿。西方经济学采用这种要素分配理论，其目标是宣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天然就是一个“和谐社会”，因为不同要素依据贡献取得收入，彼此没有任何矛盾，只有天然的和谐。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教育中，流行这种意识形态是正常的（但也有皮凯蒂这样的人，揭露资本主义分配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将资本作为要素，就不是遮掩现实矛盾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政策话语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其实际含义指的是资本作为固定资本、抑或作为企业家才能所发挥的作用。

这里的资本，与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并非处于同一理论层次，也不具有相同含义。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章里，不仅提到资本是要素，而且提到资本是聚合各种资源的纽带；后者才对应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资本概念，因为作为资源配置纽带的资本，是一种代表生产关系的权力。规范引导资本，主要指的就是约束资本在发挥这种权力作用时表现出来的副作用，从而让资本更好地发挥其作为要素的积极作用。

将资本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创造利润的生产要素”，其实更适合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经济治理所追求的一种政策目标、抑或一种规范来理解。如果真的以为资本天然就具有这种“为人民创造利润”的属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甚至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就被无形削弱了。引导规范资本健康发展这一命题，也就失去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