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联合声明发布，大幅降低双边关税水平，中美贸易谈判取得阶段性结果。而对于一直追随特朗普对华政策，又刚刚经受印巴冲突挫折的印度来说，这显然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文/ 毛克疾】

中印两国领导人2024年“破冰”会晤推动边境局势趋于缓和，2025年3月中印各自围绕双边关系作出多年未见的积极评价，中印关系一度明显转暖，不少搁置多年的在印中资项目也释放了重启信号。然而，随着4月初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对等关税”大棒挥向全球，中印双边关系再次波谲云诡。

4月7日，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戈亚尔公开指责中国“通过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破坏全球经济秩序”。4月11日，戈亚尔再度宣称“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造成当前全球贸易危机的根源”，赞扬特朗普关税政策“必要且对世界有益”，为印促进外贸提供了“绝佳机会”。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则声称“‘中国倾销’在印度导致了巨大的愤怒”。

上述表态令人遗憾，这显示出莫迪政府急于在特朗普所谓“对等关税”面前选边站队。这种做法使中印关系再次笼罩在巨大阴影之下，冷冻了原本正在转暖的中印产业经济合作。更重要的是，如同误判2020年跨国企业“中国+1”风潮为印度带来的战略机遇，莫迪政府将因误判特朗普所谓“对等关税”而再次错失发展良机。

印度高估了美国的力量，低估了对美平衡的力量

面对特朗普所谓“对等关税”，印度智库界、学术界、媒体界形成两类判断：

乐观派认为，印度的药品、服务等对美出口主项未受影响，且印对美出口关税率低于越南、孟加拉国，更不用说被特朗普重点打击的中国；中国严重承压，将寻求对印合作，为印带来机会。因此，印度只要贴靠特朗普就能赢，甚至对中国釜底抽薪，成为本轮关税战最大赢家。

悲观派则认为，所谓“对等关税”或将彻底终结经济全球化，印度无法像中国一样通过制造和出口进入利润丰厚的西方，却要和中国一样承担美国的关税惩罚。他们附和苏杰生“西方厚中薄印”的抱怨，认定美国才是决定印度发展前景的决定性力量，希望通过谴责中国来“证明忠诚”，进而争取美国关税豁免，甚至攫取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乐观派还是悲观派，本质上都高估了美国的力量，低估了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对美平衡的力量，并且误判了这两股力量对比的未来变化趋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戈亚尔、苏杰生和防长拉杰纳特·辛格等莫迪政府要员纷纷对华表态强硬。正如印度政治评论员普拉纳布·达尔·萨曼塔所言，“任何混乱都是新权力中心崛起的机会”，他们可能希望在“特朗普混乱”中贴靠美国、打击中国，为印度获取战略外交和产业经济利益。

与要员表态相呼应，印度各政府部门最近纷纷加紧行动。例如，印度标准局响应美国关切，专门针对汽车零部件、人造纤维、化学品放宽质量控制令（QCOs），但继续对中国产品执行最严格质控。再如，面对美对印钢铝产品征收的关税，印度虽向世贸组织申诉，但仅保留“程序性”磋商权力，以防升级矛盾、触怒美国。

此外，印度贸易救济总局很可能正在设计新一轮针对中国的反倾销调查。更重要的是，莫迪政府千方百计对美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事实上对中国形成包围和孤立。

2024 年，美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额达到 1292 亿美元，其中美国向印度出口 418 亿美元的商品，进口 874 亿美元的商品，导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达到 457 亿美元

所谓“对等关税”是机遇？印度未看清其中风险

印度之所以将所谓“对等关税”视为机遇，一方面是因为印度对美出口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并且iPhone这类低本土附加值产品占了很大份额；另一方面，印度自认为不是所谓“对等关税”的主要目标，还可借机联合美国、打压中国而渔利。

印度经济学家、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苏尔吉特·巴拉就宣称，“‘对等关税’的真实目的并非平衡贸易逆差，而是专门打压中国”，是印度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然而，这些一厢情愿的想法不仅大大低估了所谓“对等关税”的危险，还高估了自身赢面。

莫迪政府对所谓“对等关税”给印度带来的破坏估计不足。

首先，印度臆想的优势恐无法实现。即使中国被迫出让市场份额，制造业更强的越南、马来西亚，对美联系更紧密的加拿大、墨西哥，也可能通过谈判保持优于印度的贸易条件。

其次，印度服务出口恐承受重击。一旦美国经济波动，IT服务等印度支柱产业必定首当其冲。

第三，印度面临极高金融风险。每逢全球市场动荡，外资首先逃离高风险新兴市场，这使印度面临高强度、长时间的资本外流压力。此外，受中国产品赴美受阻转入印度、全球需求萎缩的双重冲击，印企利润空间恐遭遇严重挤压。

莫迪政府高估了印度面对所谓“对等关税”的赢面。由于印美都不满对华大额贸易逆差，又疑惧中国崛起，莫迪政府容易滑入特朗普式逻辑而产生虚幻的信心。例如，特朗普宣称“进口越多、议价能力就越强”——美国自华进口多于中国自美进口，因此美国谈判地位强于中国，按此逻辑，印度面对中国也具备同样的优势。

然而，这在事实层面并不成立。将逻辑推到极致，中国作为顺差国，如果断绝贸易，损失的是销售收入，调整相对容易，而印度作为逆差国，无法在国内以同等价格获得商品和服务，调整相对困难。毕竟，跨国转移制造业产能的难度远高于寻找替代订单。

2024年9月，印度塔塔电子位于泰米尔纳德邦的iPhone零件工厂发生大火

印度可能再次错过发展良机

在过去20年中，印度已经两次错过“制造业崛起”的重大机会。第一次是21世纪初，中国低端制造业由于要素成本压力向外转移，印度专注服务业，对此并无知觉。第二次是中美战略博弈叠加新冠疫情，催化跨国企业寻求“中国+1”，印度对此虽有所行动，但适得其反。

2020年初新冠疫情来袭，印度出于“外资趁机掠夺式收购”的担忧，发布“2020年第3号新闻公告”（PN3），全面限制来自印度邻国的任何投资。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莫迪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封禁数百款具有中国背景的移动应用程序。印度税务机关大批逮捕在印度的中国高管。在印度全面打压中资中企的背景下，虽然印方自我期许“中国+1”大赢家，但实际结果可想而知。

如今，特朗普再次挥舞关税大棒，印度获得了第三次机会，这次能否抓住？目前看，机会渺茫。

原因之一是“政治正确”仍在扭曲印度的经济理性。目前，印度甚至没有解决最基本的前提问题：到底要不要对华合作？从戈亚尔等要员的表态不难看出，“赌中国输”“唱中国衰”才符合印度版“政治正确”。在莫迪2月访美受挫、手足无措的短暂窗口期，印方才愿认真考虑改善对华关系。一旦特朗普推出所谓“对等关税”，印方就迫不及待地尾随美国对华示强。虽然经济理性表明，中印越紧密合作，印度越有可能抓住机遇，但印度国内政治氛围扼杀了这种可能性。正如2020年以来发生的那样，如果印度不欢迎中资企业和中国人才，即使有中国产业受美强压对外转移，印度也无法分享。这不仅是印度的经济智慧问题，也是其政治勇气问题。

二是传统政策约束很难克服。印度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低成本劳动力大军，但出口的主要是资本密集型产品，这表明印经济要素扭曲严重，导致无法利用潜力最大的比较优势。莫迪在前两个任期尝试推动用工、用地、农业等方面的改革，但效果远不及预期。例如，莫迪政府把犬牙交错的劳动法系整合为四大法典，但因为没有颁布具体实施细则而持续停滞，改革成果乏善可陈。莫迪第三任期依靠联合政府执政，改革动力只会进一步减退。这表明，即使印方高层决心对华开展产业经济合作，很多长期制约印度制造业的桎梏也不会自动解决，印度制造业发展依然十分艰难。

三是域内国家同生态位竞争极其激烈。考虑印对华限制政策和印国内改革不利，很多中企即使要“出海”也绕开印度，因为难以获得印政府的外商直接投资许可、赴印签证，难以应对印度合规要求，且不愿意承担汇回利润附带的巨大风险。在印度隔绝中资的同时，一个供应链网络正从中国向东南亚、南亚乃至中东铺展——孟加拉国负责服装生产，越南负责消费电子产品，印尼负责电池和精炼产品，马来西亚负责汽车、芯片服务、电子制造服务等。面对美所谓“对等关税”，中国和越南选择签署产供链合作谅解备忘录，这是历史上此类合作文件首次签订，未来还有望拓展到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这意味着，印度未来可能面临越来越激烈的同生态位竞争，发展空间必然受到更严重的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