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而言，西方媒体主要通过如下方式推行新自由主义和所谓“普世价值”，以影响外围国家的认知。首先，西方媒体破解在外围国家非常流行的反殖民话语，淡化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对抗关系，倡导“告别革命”“历史终结”，驯化民族主义的抗争力量，使得左翼运动偃旗息鼓。其次，西方媒体美化中心国家的形象，树立跨国公司的亲善形象，提倡市场竞争，鼓励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将自由主义的内核融入全球化理论之中，暗示外围国家有机会通过自由竞争获得发展的机会。最后，西方媒体推行在西方社会占主流的所谓“普世价值”，把美国及西方对“自由、民主、人权”的特殊性定义抽象为普遍性原则，并作为唯一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西方媒体强大的话语能力与传播能力，导致一些外围国家的青年心甘情愿地接受“观念上的殖民”。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推行，否定了文明差异性，在强化所谓“普世价值”的同时否定了支撑外围国家共识的文明体系。

在认知维度上，根植于西方意识形态的NGO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些NGO以非营利机构自居，以学术或公益为旗号，倡导某一领域（比如环保、人权、社会治理等）的“国际标准”，占领道德高地后成为领衔全球认知的倡议者。国际NGO主要以道德理念和价值观为核心，与国家和其他行为体建立互动关系，形成一种网络，在志愿、互利、横向交往和交流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固定的联系和组织形式。西方媒体与跨国NGO深度合作，形成了“观念-行动”共同体。比如，著名的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就经常发布外围国家的“大气污染指数”，强化公众的认知；而西方媒体迅速跟进，以环保为名干涉外围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西方的NGO与媒体形成了共同进退的“神圣同盟”，甚至有一些NGO与西方媒体深度绑定，成为其庇护者。比如，成立于1985年、与国际多家媒体有密切往来的“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RSF）组织，号称要保护所有驻外记者（大部分是西方国家记者）的新闻自由和人身权益。事实上，“无国界记者”组织接受了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的赞助，其中包括美国“国家民主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NED）、“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和“自由古巴中心”（Center for a FREE Cuba）等。

各类非政府组织与西方媒体利用气候变化议题打压中国的手法正变得越来越隐蔽。（图片来源：社交媒体）

美国学者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称：“国际新闻通常不会严格按照客观性法则报道，他们倾向于依附美国的外交政策。”权力是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西方国家文化霸权所追求的根本落脚点。在20世纪中期的民族解放浪潮之后，很多外围国家都已经实现主权独立，但是作为前宗主国的中心国家依然希望控制这些外围国家，以满足自身对权力的追逐。普雷维什指出，“中心统治集团的经济利益与战略利益、意识形态利益、政治利益结合在一起，这些利益在中心构成一张网，从这儿产出中心-外围关系中种种顽固不移的依附现象”。第一代依附论学者提出，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经济体系的“伐木工和抽水工”。这种观点放在国际传播格局来说，就是当外围国家尝试表述与西方主流声音不一样的价值时，会受到原有秩序维护者的否认以及集体打压。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媒体会通过其强大的媒体渠道资源反驳、压制外围国家的表达。对一些被认为“不听话”的外围国家，西方媒体就会发动有组织的大规模“媒体战争”，丑化与抹黑这些国家。

西方新闻机构拥有一套成熟的话语体系与价值框架，这套框架在一开始有助于受众快速地认知国际社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这套框架逐渐形成观念霸权，打造其所谓正义、进步、美好的幻象。同时，西方媒体不断强化这种印象，为帝国主义进行“政治化妆”，逐步将话语转变为权力。这种话语对外围国家的政局产生深刻影响，甚至足以影响其政治走势。不少外围国家的亲西方人士在西方媒体的造势下在本国逐步获得统治权力，成为中心国家的代理人。比如，西方新闻机构大肆追捧一些所谓的“异见人士”，将他们塑造成人权斗士，甚至捧为诺贝尔和平奖、萨哈罗夫人权奖的候选人，并通过发达的媒体网络广泛传播，以达到宣传的效果。这些或许比执政者更著名的“异见人士”将成为中心国家打压外围国家的重要武器。例如，西方媒体从2000年起大力包装缅甸民主化运动领袖昂山素季，使她从一个“抗争者”发展成缅甸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某个执政者或执政集团成为中心国家的打压对象，高度组织化的媒体战争就会配合外交政策展开，形成中心国家“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逻辑。2011年1月，埃及发生政变，西方媒体记者发回了大量的现场报道，将此事件纳入“民主化浪潮”的框架，认为它在塑造一场轰轰烈烈的“阿拉伯之春”。当时的《纽约时报》以头版专题报道了埃及政变，试图美化抗争者，为运动注入道义上的合法性，参与了瓦解当时总统穆巴拉克的政治威信的过程。在穆巴拉克还掌权的时候，他们就高呼穆巴拉克大势已去，号召更多的人民站出来推翻“暴政”。另一个案例是在2019年委内瑞拉政变期间，《纽约时报》电子版推出了评论《起诉：推翻马杜罗和他同伙的方法》（One Way to Bring Down Maduro and His Cronies: Indictments），为反对派造势，力图推翻马杜罗政府。美西方传媒机构对外围国家执政者发起的媒体战争数不胜数。

总体而言，西方传播机构的角色并不仅仅是观察者和报道者，它们还介入国际政治的深层逻辑之中：获取情报、操控人心、煽动舆情、介入社会运动、影响政治走向，借助中心国家的强大文化软实力，使远程控制外围国家成为可能。在国际传播格局中，资本维度是动力来源，认知维度是执行过程，政治维度是追求目标，中心国家的信息霸权形成对外围国家的全面辐射，强化了中心-外围的依附体系。

结语

依附论是一个产生于1960年代的左翼理论，一度带有很大争议性，被西方主流学界所批评，甚至被某些主流学者视为“过时”的理论。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时代，西方媒体大力标榜所谓的客观理性与价值中立，令依附体系的逻辑变得比较隐蔽。西方媒体的新闻观念也一度让非西方国家的受众耳目一新，触发了国内新闻业界向西方知名媒体学习的热潮。但近年来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神话逐渐退潮，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壁垒再次悄然筑起，前者依然利用文化霸权与信息霸权支配后者。在该情境下，左翼理论重新焕发了生机。依附论的逻辑在国际传播领域一样是可被证明的，具有高超新闻内容生产能力的西方媒体依然具有强大的议程控制能力，并且显示出清晰的“政治统摄传播”的倾向。在涉华关系上，一些西方传媒机构也系统地生产对华的偏见与恶意，这种话语生产与西方国家的对华政治打压密切配合呼应，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这证明依附论并没有“过时”，相反存在于很多现象的背后。当然，笔者并不赞成矫枉过正，新闻业的采访自由和报道自由应当受到尊重，但这种自由一旦凌驾于国土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之上，就会对所在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构成威胁。

由中心国家着力维持的依附体系不会自行终结，对外围国家而言，必须努力倡导“另一个可能世界”。如果每个外围国家都能主动拒绝西方媒体的不断言说，破除对西方媒体的弥赛亚式信仰，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中心国家的文化霸权。此外，外围国家也应该更多发展自己的媒体，不再成为国际舆论场上的沉默者，主动与中心国家进行“意义争夺”，击破西方媒体的“一言堂”，从而让国际舆论场上出现其他声音。外围国家有数十亿人口，这意味着一种潜在的可能性，一旦这数十亿人进入互联网场域并获得发声的机会，国际传播的格局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传播领域的依附格局极有可能被打破，国际传播新秩序运动所渴求的全球正义就有可能会到来。

中国的对外传播事业在这样的“中心-外围”结构之中可谓任重道远。作为非西方国家的我们，虽然近年来经济上取得较大成就，但总体而言依然是外围国家。根据依附理论，一旦外围国家试图进入体系的中心，就将受到中心国家的全方位打压。当下中国与美国及西方的复杂关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而西方媒体对中国政府的污名化操作也遵循了这一逻辑。中国当下国际传播的目标，就是要破除对中心国家的迷信，打破中心国家编织的叙事框架 , 重建更加平等、民主的国际传播新秩序。因此，中国需要一支规模相仿的驻外新闻队伍，与西方媒体争夺话语权，打造国际舆论场的另一种声音。作为崛起的大国，中国有能力推进外围国家之间的合作（南南合作），共同倡导打破依附格局的国际传播新秩序运动。要做好对外传播，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介绍自己，而且是介绍世界，尤其是被忽视的外围国家。独立自主的中国不仅需要重新获得文化主体性，同时也需要推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我们只有报道好全人类，我们才能最终报道好自己。